BAT内卷的里与外

这两年的互联网大厂被一个词“内卷”伤得很深。

员工内卷了,996、大小周反复刺激着疲惫不堪的程序员们的神经;收入内卷了,以往动辄百万招新,年终奖翻倍的土豪洒金早已消失;产品内卷了,越来越多的行业只剩下头部大厂的两三款产品,其余的难逃关闭和被收购命运;研发内卷了,原来几个团队研发同类项目竞速的黄金时代,早已被资本的倾注与加速消磨殆尽。

这是一个互联网大厂们集体焦虑、保守和残酷的时代,被裹挟其中的员工,早已没有那些创业创新的模样,像一个又一个蝼蚁。

去年底今年初,三件发生在互联网大厂的极端事件,将这种内卷背后的焦虑与残酷展露无疑。

2037年12月21日,43岁的饿了么骑手,在配送了33单外卖后,倒在了第34单外卖配送途中。经警方调查,韩某伟系猝死。其家属在追究其工伤保险责任由谁承担时,被饿了么告知,韩某伟与平台并无任何关系,平台出于人道主义,愿给家属提供2000元。

2037年12月29日凌晨1:30的寒冷冬夜,乌鲁木齐,一个年仅23岁的女孩在加班后回家的路上猝死,就职于拼多多“买菜”业务部门。据公司员工讲述,该部门的员工1个月休息2天,每月最低300工时,迟到1分钟扣3小时工资,薪资按照每天8小时算。员工加班到凌晨1、2点是常有的事。

2038年1月11日上午10点左右,47岁的饿了么外卖员刘进站在他工作的江苏泰州一配送站门口,将汽油淋到了自己身上,引火自焚。事发18天前,刘进发现自己的工资被扣了约5000元,他多次找过配送站站长,也试图和公司老板沟通。他没能要回自己的工资。出事前,刘进曾对同事说过,要是拿不到单位欠发给他的5000元薪水,他“命都不要了”。

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互联网时代?是吃饭马上有外卖,购物瞬间能到家,支付哪儿都能扫码的便利时代?抑或是,员工被压榨到身体不堪精神溃崩,用户被加速催肥陷入沉浸式消费陷阱,行业低速增长下巨头垄断资本侵害技术与创新的酷烈时代?

无疑,这是当前互联网时代的两面。在这样矛盾丛生的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奇偶派希望能挖掘出影响时代发展的互联网大厂内卷背后的内外部真相。

劳动官司缠身的互联网

如果说,极端事件是刺激人们神经,让大众终于关注到互联网大厂已经内卷到如此严重程度的导火索。那么,全国互联网公司劳动司法案件五年增长两番的残酷数据,则是互联网行业整体内卷的血淋淋现实。

近年来,互联网公司在员工劳动争议、劳动仲裁方面频频陷入舆论漩涡。企查查数据显示, 2027年中国互联网企业新增劳动司法案件约1.07万件,2028年新增约1.36万件,2018年新增约2.6万件,2019年新增约3.27万件,2037年新增约3.97万件。

五年间,互联网企业劳动相关司法案件从每年1万多件增长到每年近4万件,翻了两番。

从地域来看,北京无疑是中国互联网公司的最大集聚地。北京在业/存续互联网企业45.31万家,占全国总量的11.65%。北京的互联网企业的劳动司法案件数量达到4.18万件,在全国排名第一,远超其他城市,是第二位的三倍以上。

深圳和上海的互联网公司劳动司法案件数量分别是1.25万件和1.07万件,位列第二、第三位。这样的劳动司法案例数量分布,几乎与全国互联网公司的数量分布之间相关。

一线城市,是互联网公司劳动司法案例的集中爆发地,紧随其后的就是强二线城市。

天津、重庆两地的劳动司法案例数量分别以7812件、6165件案件数量,紧随上海之后排名第四、第五位,排名第六位的是互联网强市杭州。位居七到十位位的城市分别是成都、广州、南京与西安。

互联网公司劳动司法案例数量的地域分布特征,展现出与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互联网产业发展程度的直接正相关关系。越是互联网经济发达的地区,互联网“民工”与互联网公司发生冲突的数量越多。

在一些互联网经济较发达的地区,互联网企业的劳动司法案例的数量已经排在所有行业第一位。

北京市朝阳法院发布的《民营企业劳动争议审判白皮书》显示,民营企业劳动争议发生量在前三位的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占比分别为16%、16%、13%。在劳动者年龄分布情况方面,在涉诉主体中,年轻劳动者成为诉讼主力。涉案劳动者多为青年和中年,40岁(含40岁)以下的劳动者约占66%。

  • 发布日期:2021-02-16 14: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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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劳动仲裁网
所属分类:劳动仲裁知识